明清故宫文化遗产介绍(明清故宫的文化价值)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乾隆皇帝手抄本约4500页。图为乾隆诗稿。图片由作者提供

故宫博物院现有清宫剧一万余册。图为医院藏书《昭代箫韶》。图片由作者提供

匾联也是故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故宫太和殿。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行业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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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郑新淼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的发起人。本文是两位作者经过认真整理和研究后提出的新命题：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对明清宫廷历史档案和物质遗存进行新的解读。

宫廷文学是中国封建王朝制度下的一种特殊文学形式。明清两代，由于明代以后以皇帝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基本上都以北京故宫为中心，因此这一时期的宫廷文学史可以称为“故宫文学史”。全面研究故宫文学史，不仅可以丰富对宫廷文学文化的价值和内涵的认识，而且可以为正确评价和理解传统宫廷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奠定理论基础。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全面地了解明清。文学史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

发展线：贯穿明清，辐射宫内宫外

故宫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故宫为核心空间、以皇室为核心群体进行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皇室及紫禁城其他成员如妃子、太监等的文学活动和作品；故宫内与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的档案、建筑、绘画等文物；与皇帝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的大臣的文学活动和作品。与故宫密切相关的外国使节、宫廷传教士等特殊群体的作品、文学活动和作品。

明朝建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文化政策，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活跃和创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也在治理实践和日常活动中书写。作品数量众多，包括《明太祖文集》《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高雅的文学观念。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的台阁体是明初最重要的文学流派。

太祖、成祖之后，明朝的许多皇帝都有着非凡的文学成就。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均都有自己的藏品。此外，还有许多他们与大臣之间的和谐作品，如明世宗时期的《宸翰录》、《宸章集录》、《辅臣赞和诗集》等。明代的诸侯文学也颇具特色，尤其是朱友惇、朱全的戏曲创作，在普遍以诗歌为主的写作语境中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满人进入紫禁城后，紫禁城的文学史进入了清代阶段。清初的首要问题是满汉、余民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清初文化政策的制定，也影响了宫廷文字的结构演变。同时，作为满族皇帝，他们使用汉字书写，这本身就具有非常的文化和政治含义。其中康熙、雍正、乾隆最具代表性。康熙、雍宗、乾隆三个时期是清代宫廷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皇帝不仅撰写了大量文集，还亲自编选了许多文学史选集，如《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选唐宋诗醇》等，其中《钦定词谱》《钦定曲谱》《佩文韵府》首次以正式名称编撰，具有经典意义，尤其是《佩文韵府》，是至今仍有价值的名著。当时，不仅皇帝与大臣们歌声和声，有时皇帝还对阅读大臣们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与康熙交往密切的王士祯，应皇帝的要求，将其著作300余篇编为《:010—》。康熙御景。这一时期皇帝的文学创作也与皇帝的其他文学艺术活动一起逐渐形成了整体的审美风格。例如，皇帝个人不仅喜欢文学，而且非常注重宫廷日常生活中手工艺品的制作和展示。这在雍正、乾隆两朝尤为明显。雍正尤其喜爱黑色的宫廷日常用具。他在制作上不喜欢张扬，偏爱含蓄之美。建筑处档案中保存的这些重要史料，也构成了理解这一时期紫禁城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审美视角。

康熙、乾隆时期，两次设立博学宏词部，对清代文学、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彝尊等人正是通过这条路进入紫禁城，成为皇帝的近臣。以朱彝尊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有机会与皇帝进行文学接触，而且影响了紫禁城外的文学活动。此外，乾隆提倡编修《御览集》，对宫廷内外的文学文化活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季昀为代表的编辑部长们在大纲的写作中对中国文学的整体看法显示了他们独特的文学史视野。而纪昀等诗人的文学也成为影响宫外文学思潮的纽带。这一时期，清代故宫文学与明代文学也形成了连续性。这体现在宫廷剧对明代小说的改编，以及《朱彝尊《四库全书》等人对明代皇家诗词的选评上。当然，这不仅代表了明代宫廷文学的文学历史重要性，也纠缠着清初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清代宗族文学也值得关注。《明诗综》始于康熙年间，历雍正、乾隆两代，收录皇帝诗文24卷，王室大臣诗文100卷。

康熙、雍宗、乾隆以后，清代皇帝仍然延续先祖的文学传统，都曾有文集，如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等。

近代故宫文学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文学活动从以皇帝为中心转向以名臣为中心。曾国藩、张之洞等名臣，或者地方督抚及其幕府集团，对一个时期的文风、学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了紫禁城文学史上的一次演变。从宫廷剧的创作和表演来看，虽然与明代宫廷剧有连续性，如在礼仪功能、宫廷娱乐功能等方面；不过，清宫剧也体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是外来文化元素的进入更加深入。故宫影响了宫廷内部的审美变迁，也影响了宫廷戏剧活动在剧本内容、表演空间装饰等方面的变化。事实上，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写成的季节剧《皇清文颖》，就是根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故事改编的。到了光绪时期，宫廷戏剧更多地表现出雅俗互动、宫廷内外的互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溥仪退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此时，故宫博物院的文学活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结束了，文学史的研究也随之结束。故宫博物院的建设才刚刚开始。

研究定位：中国文学史

故宫文学的内涵不仅包括诗歌、散文，还包括小说、戏剧、娱乐文学、匾额、楹联、圣旨等。打破体裁和艺术媒介的界限，是书写新故宫文学史的重要学术路径。故宫文学史应从宫廷文学史的定位转向中国文学史的定位，进而转向世界文学史的定位。

一是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故宫文学史。紫禁城的文学史发生在最高政治权威的中心。它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并不单纯为政治服务。因此，只有从政治文化话语的角度，才能摆脱宫廷文学局限于单一权力、强调政治适应性的刻板印象，看到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故宫文学史是明清礼制和文化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故宫文学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包括皇帝、太监、朝廷官员、大臣等，他们之间的文学互动本质上是明清时期独特的政治文化话语。同时，幸存者、满汉身份等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因素，也或明或暗地影响着紫禁城文学史的形成。程度。故宫文献的文献形式非常丰富，包括圣旨、御选、御制等宫廷刊物。这些不同的文献形式不仅包含皇帝的文学观点，而且具有政治和文化意义。此外，文字狱是紫禁城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利用清代文字狱档案深入研究故宫文学实践，也应该成为故宫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

二是艺术媒介视角下的故宫文学史。它不仅具有单一书面文字的形式，而且具有大量书面文字与物质文化交织的形式，这是故宫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存在方式。因此，有必要通过跨艺术媒介的视角来审视和阐释故宫文学整体的美学内涵。匾联是故宫视觉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艺术与政治融为一体的审美装置。因此，有必要从装饰的美学概念和理论视角来阐释跨媒体政治美学和文化美学的内涵。

故宫的建筑、绘画、文学往往体现出融为一体的特点。宫剧是故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仅仅是剧本，而是与宫廷表演的不同建筑和舞台审美空间密切相关。因此，宫廷戏剧的研究必须进一步体现跨艺术媒介的完整性。

第三，官民互动视角下的故宫文学史。在明清文学史的总体书写中，宫廷文学陈旧或浮华的一面被无限放大，以体现紫禁城外的地方文化空间和公民文化空间的文学文化活力。朝野二元对立所营造的文学史叙事视角，忽视了故宫文学史实践中丰富的朝野互动。

朝野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君臣对文学的推动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而大臣与皇帝的互动也影响了宫廷的文学创作氛围。文学协会通常由部长领导，是政府与公众文学互动的重要枢纽。不同的皇帝在位期间对文学社团的态度不同，这就赋予了不同时期故宫文学史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宫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戏剧，也包含着许多关于宫廷生活的想象性文字。这是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的一个独特方面，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第四，全球历史视野下的故宫文学史。紫禁城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宫廷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球性，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明清变迁。朝鲜、越南、琉球等使团驻华人员的记录以及明清皇帝的文集中都有大量相关文字。在处理这部分文本时，我们需要有文学基础，但不能简单地固守过去的纯文学观点。只有以广阔的文化历史视野，才能理解和展现故宫文学史的世界意义。同时，这也需要对不同媒介的文本进行整合研究。

围绕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宫殿内经常有大量不同媒体的文字。例如，最典型的明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不仅有地图、绘画等图像和文字，还有诏书和内廷剧《味余书室全集》。只有把这些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才能理解故宫文学史所固有的世界性。

此外，紫禁城文学史还应包括对明清皇帝收藏中的天下观、华夷观以及宫廷传教士的汉文著作的研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文学史既具有中国传统宫廷文学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其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明显地体现在紫禁城文学的世界性上，紫禁城文学的历史是世界文学史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紫禁城文学史研究应脱离一般文学史的视角，超越一般文体分类或以朝代为基础的线性研究方法，对历史档案和实物遗存进行新的解读。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明清宫廷。新时代，按照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创新的要求，形成具有中国文化自觉的文学史话语体系。

（作者：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新淼；南京孝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张耀宗）